1839年至1842年线上配资利息，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大英帝国同时在亚洲发动了两场侵略战争：一场是对大清帝国的鸦片战争，另一场是阿富汗的第一次抗英战争。两场战争的结局却令人大跌眼镜。
在阿富汗，1842年1月13日，贾拉尔阿巴德城墙上的英军哨兵远远望见一个穿英国军服的人，褴褛不堪，骑在一匹瘦马上，人和马都受了重伤。马克思曾记述道：“这人就是布莱敦医生，是三个星期以前从喀布尔退出的15000人中的唯一幸存者。”15000人的英军撤退队伍，最终只活着走出来1个人。
逃回英属印度的唯一一个军医油画
在中国，按照学者张莉的统计，鸦片战争12次主要战役中，清军死约3100人，伤约4000余人，而英军仅死71人，伤400余人。除镇江之战外，每一次战役英军死伤都不超过百人，第一次定海之战英军甚至零伤亡。
这两组数据的反差触目惊心。要知道，1850年时阿富汗人口仅375万，而1839年清朝人口已达4.1亿，清朝人口是阿富汗的110倍。英军侵略阿富汗的兵力约1.7万人，侵略中国时最多也不过2万人。人口110倍于阿富汗的大清帝国被打得一败涂地，而人口稀少的阿富汗却将英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军事素养：虎狼之师与乌合之众
在战术与阵形上，阿富汗人展现出了极高的军事素养。1841年11月20日，阿富汗指挥官米尔·马斯吉迪在英军营地上方高地集结，挖堑壕、筑胸墙，切断了英国人的粮秣补给线，随后以火炮轰炸英军临时军营。英军旅长把步兵排成两个空心方阵——这正是当年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的经典阵形，等待阿富汗人发起冲锋。
然而阿富汗人根本不冲锋，他们“在与英军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用阿富汗长滑膛枪向编队密集的英军猛烈开火。身穿艳红色宽松外衣的英军士兵成了活靶子，而他们手中枪膛较短的滑膛枪却打不到敌人”。英军唯一的一门野战炮因炮膛过热无法使用，“成批的英军士兵就这样不断倒在阿富汗人的枪口下”。
与此同时，“一大队敌军正沿着山坡上的溪谷向山上毫无察觉的英国部队匍匐前进。到达山顶后他们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挥舞着长刀，出其不意地向英军猛扑过去”，英军彻底崩溃。阿富汗人还精通遭遇战，英军通过库尔德喀布尔山口时，阿富汗狙击手借岩石掩护精准瞄射，“他们的杰撒伊步枪或长枪在长射程内穿杨射柳，我方火枪在同等距离却不会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反观清军，在战术与阵形上则显得极为呆板。清军作战单位多为百人哨，前排20名抬枪手、中间30名鸟枪手、后面50名冷兵器手，“整个队列只能以缓慢速度移动，战术机动性相当差”。清军的队形排列过于密集，一旦被英军火炮击中就成片倒下。
清军甚至连基本的火炮瞄准都不会，魏源记载：“量天尺插在炮口，以定远近，加高度数，折为尺寸以补坠数……皆中国营兵所不习。”清军许多火炮没有准星、照门、铳规，五个瞄准部件缺了三个，“只能靠士兵的经验来完成”。英国人对清军炮台的评价更加直白：“没有壕沟，也没有棱堡、斜堤或任何反击的防御工事……这些炮台的效能……一般是可能想象出那是再坏没有的。”
除了战术阵形的落后，双方在武器射程与射速上的差距同样致命。阿富汗抗英战争中，英军中的印度兵悉达·罗摩说：“他们手中长长的火绳枪射程远过我们的火枪射程。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抵挡正规冲锋，但只要能在墙后屋后等地找到隐蔽处，他们的射击就令人苦不堪言。”历史学家汤因比也确认：“1838年不列颠的滑膛枪的射程不如阿富汗的滑膛枪射程远。”阿富汗人使用的杰撒伊火枪，射程超过同时期滑膛火枪100码以上。
而清军的武器则全面落后，清军鸟枪射程150米，射速0.3至0.5发/分钟；英军伯克式前装线膛燧发枪射程220米，射速2至3发/分钟。林则徐在1842年写给友人的信中哀叹：“彼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久不闻兵戈的清军在军事素养上依旧停留在中世纪的状态，而阿富汗人通过与英国人的长期接触，已经掌握了许多现代武器和军事战术，阿胜清败便不足为奇。
国民性：彪悍善战与武德废弛
阿富汗人尚武，这在历代中国士大夫笔下早有定评。乾隆四十年（1775），七十一在《西域闻见录》中记载阿富汗人“多力而横恣，遇有战阵，辄为前锋，无火枪弓矢，专用木矛，冲突于矢石之间，矫疾无伦”。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记载阿富汗“民朴实，有仇必报，百年不忘。耻买卖，不肯家居，以持械争战为要务”。萧应椿《五洲述略》更写道阿富汗人“性犷悍，好战斗，一言不合，辄以干戈从事”。
不仅中国人如此记载，俄国人利亚霍夫斯基认为“阿富汗人素以尚武好斗著称……阿富汗人自青少年起就开始从军”。生于阿富汗的美国人塔米姆·安萨利写道：“这里的人民向来悍勇不驯，还有着虔心宗教、仇视外族的名声。头巾、胡须、长袍、弯刀与马匹是部落习气的象征。”凡是与阿富汗人打过交道的民族，都普遍认为其民风强悍。
更关键的是，阿富汗以强宗大族为纽带，形成了“全民皆兵”的社会结构。《续瀛寰志略初编》记载阿富汗“分为二十四族，每族聚居一地，自理其事……国有大战事则人人能兵，其人勇猛朴诚”。恩格斯也指出：“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阿富汗人分为若干克兰，大大小小的首领对他们实行类似封建的统治。”国王只能控制首都喀布尔，城市之外由地方宗族长老控制。英国即便从国家层面战胜了阿富汗，也不代表能战胜各地方强宗大族。漫山遍野的游击队让英军闻风丧胆，这正是阿富汗被称为“帝国坟墓”的根本原因。
与阿富汗人的彪悍善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晚清中国军人地位低下，毫无荣誉感。在晚清担任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汉纳根说：“中国以行伍出身为正途……乃偏视兵之流品为最卑，遂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鄙谚。而凡阀阅之子弟，博雅之生徒，尽以入伍为大耻。惟穷无聊赖、游手好闲之辈，始贪其月饷而趋之。”自宋以来尚武精神逐渐衰颓，到晚清更是武德废弛，军队自然在英军面前不堪一击。
不仅军人缺乏战斗意志，晚清普通百姓更是毫无国家观念。
鸦片战争期间，以扬威将军身份在浙东抵抗英军的奕经在奏折中惊诧地发现，清朝百姓在围观清军与英军作战时，“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法国探险家古伯察记载，道光皇帝死后，他在茶馆里大声议论皇位继承问题，想刺激中国人发表意见，但无人作声。一个“良民”站起来对他说：“朝廷官员不得不管国事，他们吃俸禄就要管国事，那么就让他们赚钱得了。但是别让我们去烦这些与我们不相干的事。”
梁启超后来痛切地说：“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这俨然是阿富汗与晚清国民性对比的不刊之论。阿富汗人在面对英军侵略时几乎没有旁观者，而晚清国人大多数面对侵略时持旁观态度——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交通条件：千沟万壑与平畴千里
阿富汗千沟万壑，平原多为沙漠，极其恶劣的地形成为了英军的噩梦。英军何乌少校绘制的从喀布尔到白沙瓦的道路状况表触目惊心：胡尔德·喀布尔河，海拔7466英尺，通过六里长的隘口，需过河23次；德辛隘口，海拔8173英尺，需过7个山口。英军战地记录写道，仅一条小河就让英军“过来过去二十八次之多”。
英军“不得不用绳索将大炮和用数千头驴驮载的火药逐一拖拽上来……代价是损失了大批骆驼、马、犍牛”。阿富汗的山多是寸草不生的岩石山，英军根本无法就地补给，拾取腐肉还导致大量食物中毒。复杂的地形不仅迟滞了英军的推进，更在撤退时将其切割包围，最终酿成全军覆没的惨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军在中国面临的自然环境堪称“天堂”。鸦片战争12次主要战斗，除镇江外，皆位于中国沿海，英军战舰来去自如，战场全在膏腴之地，可随时通过海运补给军需物资。平畴千里的沿海地带不仅没有给英军造成任何地理障碍，反而为其坚船利炮提供了绝佳的发挥空间。
地理与交通的差距，更直观地体现在军队调动速度上。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1841年6月5日从伦敦出发，8月10日抵达澳门，全程仅用67天，若刨去在孟买停留的10天，实际仅用57天。而林则徐1839年1月8日从北京出发赴广州，3月10日才抵达，用时62天。英国人从伦敦到澳门，竟然比中国人从北京到广州还快。
更惊人的是军队调动，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1841年10月26日），道光帝下令从四川调2000精兵赴浙江，结果到十二月二十日（1842年1月30日），第一批380人才到达；到次年正月十二日（2月21日），仍有六分之一的人没有报到。从四川到浙江，119天还没到齐。而英国人57天即可从伦敦到澳门。这样的交通差距，使清军根本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只能被动挨打。
清政府虽然总兵力有80万，远大于英国远征军巅峰时的2万人，但军队驻扎过于分散，主要用于弹压各地可能出现的民变，而非集中兵力抵御外侮。英国则以海军攻击沿海各地，即便打到镇江也是军舰溯长江而上，基本不存在阿富汗那样的陆路交通运输问题。交通条件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双方兵力投送的效率，也成为了影响战争走向的关键变量。
归根结底，战争的胜败，从来不只取决于纸面上的综合国力。人口4.1亿的大清帝国被2万英军打得一败涂地，而人口仅375万的阿富汗却让1.5万英军仅1人生还，这巨大反差的背后，是军事素养的天壤之别，是国民精神的根本对立，是地理交通的截然不同。
阿富汗人以过硬的战争能力、生而为战士的国民性、千沟万壑的天然屏障线上配资利息，将大英帝国的陆军送进了坟墓。而大清帝国久不闻兵戈，武德废弛，民心涣散，平畴千里的沿海反而成了英军的靶场。正如梁启超所言：“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一个国民皆为旁观者的帝国，无论人口多少、疆域多广，终究难逃败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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