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几乎全身心投入修道之中长春炒股配资,对世间的世俗事务兴趣寥寥无几。他对道士极为敬重,几乎完全信任他们的言论和建议,尤其是那些关乎他追求长生不老的承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二龙不相见”的传说由道士陶仲文提出,深深影响了嘉靖的判断。
嘉靖是明朝在位时间长达近三十年,却鲜少亲自上朝的皇帝,能牢牢掌控朝政,显示出他极高的智慧与政治手腕,甚至有人称他是明朝智商最高的皇帝。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位极具聪慧的君主,为什么会相信“二龙不相见”这种看似荒谬的说法呢?毕竟,若真如此,那么历代皇朝的太子岂非都不可能与皇帝同在?
“二龙不相见”的传言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裕王的生活和政治前途因此遭遇了巨大阻碍。每个人做重大决定背后都有深刻的原因,尤其是像嘉靖修道这般与一生息息相关的大事,显然他并非轻率为之。毕竟,他毕生致力于修道,试图通过此路实现长生不老,这也成为他一生的核心追求。
展开剩余84%一般而言,皇帝从小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成为明君的治理之道,而修道学问并不包含其中,且与统治无关。但嘉靖偏偏走上了修道的道路,这其中缘由值得深究。原来,他并非一位名正言顺的皇帝。嘉靖最初只是安陆的一个藩王,因明世宗朱厚照无子,而他又是最亲近的皇室成员,才得以继位。这时的嘉靖已十五岁,思想早已定型,难以改变。
安陆所在的荆楚地区,以盛行各种鬼神信仰和妖魔传说闻名。根据《湖北通志》记载:“楚国南郢之地,其俗信鬼而好祠。”这种信仰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存在,屈原的《离骚》中就有类似描写:“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这段诗句与道教神仙世界的描绘极为相似。
因此,《中国道教史》指出,道教的起源与荆楚文化关系密切,甚至更接近古代的荆楚和燕齐文化。嘉靖的父亲,兴献王,自己也是一名虔诚的道士,自号“大明兴国纯一道人”,还著有道教著作《含春堂稿》。既然父亲对道教如此痴迷,嘉靖受其影响自然在所难免。
不过,嘉靖修道的原因不仅仅是文化环境的影响,更因为他体弱多病。《明实录》中对他身体状况的记载繁多,疾病缠身。对于皇帝来说,上早朝体现的是敬业精神和责任感,但首辅杨廷和曾上书建议嘉靖可不必每日早朝,若需上朝也应推迟至日出以后,理由是“庶圣躬不致过劳”。这一建议没有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反映出嘉靖的健康状况之差令人心疼。
与儒家讲求道德、佛家注重因果不同,道家最关注的是生命本身的延续。修道追求的是长生不死,比儒佛两家更注重生命的实质延展。这也导致历朝历代有许多皇帝死于修炼长生的过程中,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都曾深陷其中。人类的欲望无穷无尽,从普通百姓想当官,到官员想做皇帝,再到皇帝想成仙,欲望的链条不断延伸。
所谓“二龙不相见”,就是指皇帝(老龙)与太子(小龙)不能共存,这种说法一开始并未被嘉靖完全接受,直到某件大事发生才使他信服。古代百姓十分重视子嗣,皇帝更是如此,因为皇帝的继承不仅是财产,更是天下的传承。
嘉靖在这方面的表现极差,曾有行人司正薛侃上书建议嘉靖召一位亲近宗室入京辅助,意在稳定政局。尽管薛侃的建议对国家有利,嘉靖却误解为对他不利,甚至将薛侃罢官为民。嘉靖直到嘉靖十一年才生下长子朱载基,这个名字寓意着承载基业的重任,但孩子不到三个月便夭折。
嘉靖十四年又得一子,名为载壑。到嘉靖十六年,嘉靖迎来了生育的高峰,连续诞下五个儿子,但可惜的是不到一年便有三个早逝,只剩朱载垕(皇三子)和朱载圳(皇四子)存活。频繁的生育与夭折让嘉靖心生疑虑,陶仲文的“二龙不相见”说法因此被采信。
嘉靖对“二龙不相见”一直半信半疑,嘉靖二十八年册立朱载壑为太子后,三天之内朱载壑突然去世。当时朱载壑已十四岁,身体健康,却在册立太子三天后突然暴病身亡。《明实录》记载:“越二日晨,兴疾作,遣医胗之不治。”这一突发事件彻底动摇了嘉靖,让他开始坚信这一理论。
朱载壑去世后,嘉靖只剩下朱载垕和朱载圳两子,分别是裕王和景王。嘉靖的态度和行为让裕王对未来充满忧虑。虽然裕王出生早于景王一个月,按理应是太子继承人,但嘉靖却频频引用“二龙不相见”的说法,阻挠太子的确定。
朝廷因此陷入僵局,太子之位悬而未决。次辅徐阶曾上书请求嘉靖明确太子身份,但出于对嘉靖脾气的忌惮,徐阶并未直言册立,只求在仪式上区分裕王与景王的身份。嘉靖却勃然大怒,责怪徐阶“逼君”,幸亏徐阶及时道歉,才未遭重罚。
嘉靖三十年,裕王府与景王府同时兴建,三月两王并行冠礼,八月同时出阁,十月选妃,十一月同时举行婚礼。这一系列并行不悖的举措表明嘉靖意图淡化裕王作为太子的地位,拉平两王的身份。群臣对此极为不满,纷纷请求将裕王婚礼移至皇宫,而景王的婚礼可在王府举行,但嘉靖坚决反对,甚至反咬群臣图谋不轨。
裕王的妻子李氏去世时,也未得到应有的待遇。礼部曾上书称其“薨”,即太子妃的尊称,嘉靖强行改为“故”,明显贬低了李氏的身份。裕王长子朱诩鐵出生后存活五年,却迟迟未被正式命名,名字是在其去世后才补命。
在师资安排上,裕王和景王的待遇也显出差别。裕王的老师是翰林院编修,符合太子标准;景王的老师则是翰林院试读,地位较低。随着景王婚姻的完成,他被分派回安陆就藩,离开京城。裕王则时刻警惕可能被废黜的命运,毕竟景王在背后暗中花重金笼络太监,努力争取支持。
当时首辅严嵩支持景王阵营,因裕王代表清流派系,若裕王继位,严嵩的权势将受到威胁。《嘉靖以来首辅传》中有云:“多行金左右,谋立景王。庶几异日代嵩执政。”这也让裕王在未继位前,从不敢提出任何关于待遇的要求,甚至连每年应得的赏赐也不敢声张,导致生活拮据,令群臣十分同情。
群臣不得不代裕王向严嵩行贿,裕王才勉强得到应有的待遇。直到嘉靖四十四年景王暴毙,裕王才暂时摆脱忧虑。
嘉靖一生表现出极强的自私和冷漠,不仅对国家漠不关心,对亲生子女亦缺乏感情。整个人生几乎只为自身利益而活,最终却如同“活着的死者”。如果他不执迷修道,或许不会早逝,现代研究显示当时所谓的仙丹含有多种重金属,对健康极其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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